追溯起来，西藏出产名犬的名声经历了一个从海外回到中国的迂回传播。最早记述来自马可·波罗的游记，时间是公元1275年，描述的就是山南地区的藏獒。复杂的地缘隔绝加上闭塞的信息传播，使得此记述只被当成传说。
 
 
 
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更多的西方探险者跨越松散的边境线进入西藏，来到山南地区，亲眼见证并偷偷将一些藏獒带离中国国境。

　　“考证起来，第一批藏獒应该是英国人从印度辗转带出境的，那时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，而印度正好和西藏接壤。”曾任拉萨市长的洛嘎先生是真心爱狗之人，从市长到自治区科技厅厅长、科委主席，洛嘎关注和保护西藏名犬的努力从没停止过。“这批最早到达欧洲的藏獒，正好赶上当时兴起的生物革命热潮，与当地的狗多元杂交之后，培育出几种闻名的大型犬，比如英国的马士迪夫，德国的大丹犬，还有圣伯纳。”这也让洛嘎颇为得意，“世界上能称得上獒的巨型犬只有这么几种，它们的先祖全部都是藏獒”。

　　那时候西藏名犬蜚声海外，对于这片远离工业文明的土地并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。地缘隔绝使得出产名犬的山南地区仍旧保持着最传统的牧区习俗——小孩放牧，女性操持家务，男性们延续着不需要钟表计时的生活方式;由恶劣生存条件而来的伴生关系，是藏民和藏狗之间无法隔断的情感，狗是家庭成员一般的伙伴，用于放牧牲畜和看守帐篷的忠实助手。放牧的牛羊可以买卖，但狗的买卖被认为是忌讳和罪恶的事情，会遭到亲朋邻里的斥责。

　　但随着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内地宠物的热逐渐兴起，从藏狗身上看到利润空间的冒险寻访者们，利用更为现代的交通工具，开始频繁踏足这片土地。名犬与金钱之间的数字换算，如同寻访者们的越野车辙一样，碾过平静的牧区生活，并且留下深深印痕。这是洛嘎不愿意看到的，对于目前完全被市场所主导的藏狗交易，洛嘎说，无异于“杀鸡取卵”，“最好的狗只要别人出价高，就都卖了，根本留不住”。上个月他刚刚去了一趟山南地区措美县古堆乡的古堆村——西藏最出名的最优秀藏獒出产地，这里的交通依旧并不方便，从拉萨出发要十几个小时才能到，看到的是“村里60户牧民家家养狗作为主业”，但让他伤心的是，“反而看不到什么好狗”。

　　洛嘎感受到的另一种变化，是因为藏狗生意，牧民们手里的现金变得越来越多，不用放牧的闲暇时间，新增加的娱乐活动就是打麻将、赌博。80年代后期就开始在西藏收集藏獒的四川人王永刚，同样见证了这样的变化。他描述中的古堆曾经很穷，富有的是附近一个叫哲古的大村落，被当地人称之为“小香港”，聚集了许多开餐馆、做牛羊买卖的四川人——或许是因为地缘上的接近，西藏的四川人成为外来人口中的绝对主力。现在的古堆，“牧民们依旧不会说汉语”，“但到了晚上打麻将的时候，却会用四川话叫着‘七万、二条、和了’！”一晚上的输赢，王永刚说，“有时候能上万元”。

　　双刃剑·藏狗买卖

　　1986年，时任拉萨市长的洛嘎成立西藏第一个藏獒抢救协会的时候，想的事情并不复杂，希望能够通过有组织的努力，将纯正的藏獒品种保留并大规模繁衍下来。只是那时的西藏，还是一个“连人吃饭都成问题的地方”，所以洛嘎的努力被认为是“猫狗与人抢粮，不务正业”。

　　1993年冬天，洛嘎借着山南边区物交会的时机，组织了西藏第一次藏獒展销会，“从内地请了许多相关单位，还有‘正大综艺’栏目组，目的就为了提高藏獒的知名度”。山南地区所辖的4个县城，措美县、错那县、桑日县和朗县是出产最优秀藏狗的地方。“当时的藏民们非常保守，牵来的狗一共才50只，还不是自家最好的”，其中他认为最优秀的狗一只也没有，而接近理想标准的有7只，还有20只属于中等，剩下的就是差的。牧民们开价很低，好狗300元一只，中等的200元一只。洛嘎帮助牧民提高了所卖狗的价钱，以5000元一只的价格买下了那7只狗，作为建立山南藏獒抢救基地的繁衍种群，希望利用这些只狗，培育出更为纯正的藏獒品种。剩下的20只，在提价到3000元之后，分别都被买走，买主一部分是洛嘎邀请来的内地相关单位，还有一部分是到西藏来打工的外来人员。“那好像就是西藏外来人员做狗生意的开始。”洛嘎说，“有意思的是，当时那些买狗的人我并不认识，但是十几年以后，居然有人专程到我家里道谢，就是那些因为养狗发了财的外来工。”只是，洛嘎投入了20万元的基地，两年之后因一些现实原因被迫停止。